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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近两年美国经济初步显示出低位趋稳和低位复苏迹象。但另一方面欧洲经济面临严重的通货紧缩危机，日本的经济增长也缺少活力。不能仅凭美国经济的复苏迹象就盲目判断全球经济已经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霾的论断。
一、经济理论界反思国际金融危机的初步成果及其局限性
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不仅重创了全球经济，同时也重创了现代经济理论和经济学家的理论信誉，就连一向出言谨慎的英国女王也忍不住责问：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经济学家，却没有对这么严重的金融危机作出有效的预测、预警(谢识予：《金融风暴源与罪》，人民出版社，P105)?金融危机对现代经济理论的挑战也给了经济理论界及经济学人难得的反思机会。
就笔者的观察来看，近几年来经济理论界对金融危机及其相关的经济理论反思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深化了有关市场机制以及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等问题的认识。一度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所倡导的那种“市场是天使、政府是魔鬼”的市场至上主义和市场浪漫主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摒弃。二是深化了有关金融风险及金融危机的预警与控制问题的认识。一方面发现了现代金融体系存在的、过去一度被人们疏忽的诸多漏洞及薄弱环节，在完善和强化金融监管方面形成了一些共识，另一方面又得出了金融危机不可预测的“测不准定律”(谢识予：《金融风暴源与罪》，人民出版社，P125)，走向了消极悲观的不可知论。三是深化了有关金融发展、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的认识。金融发展及金融深化过程中的金融创新脱离了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关联的轨道，是导致发生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这是经济学人反思金融危机后形成的又一个重要共识。
经济理论界反思金融危机所产生的上述三个方面的重要成果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我们又要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从反思的深度与广度还是从反思的理论成果等方面来看，经济理论界对金融危机的反思还远远不够。仅笔者概括的上述三个方面的反思成果来看，就存在两个方面的局限性：一是对金融危机本身的反思主要是从怎样更有效地预警危机和治理危机的角度着眼的，而从预防金融危机即从如何减少乃至有效抑制导致形成金融危机的内在因素的角度反思不够。二是经济理论界反思金融危机的理论视角和理论范围主要局限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等学科领域，而其他经济学科在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面前显得有些无动于衷、依然故我。
二、国际金融危机折射出现代产业经济学的理论缺陷
从强身健体预防疾病的角度审视与反思，国际金融危机虽然直接表现为因“金融病毒”(或“金融细菌”)的大面积迅猛扩散而导致金融体系爆发重大病变，而深层次的、根本性的病因则是整个经济肌体已经处于严重不健康的状态，其免疫力和抵抗力大幅度下降，不能有效抵御“金融病毒”(或“金融细菌”)的猛烈进攻。从现代产业经济学的理论视角来看，现代金融业是现代产业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金融危机无疑也是现代产业体系发生的一种重大产业危机。
透过国际金融危机这一重大经济事件审视现代产业经济学，我们可以初步发现，现代产业经济学存在着三个重大理论缺陷。
第一，以单个国别的经济活动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理论架构与理论体系已经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变动的全球化进程。二战后特别是近30年来经济全球化进程迅猛发展，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与国际分工的广度与深度大大超过二战前的水平，推动了全球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与发展，国别的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全球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的组成部分，国别的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变化既会影响全球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的变化，同时也会受制于全球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的变化，而现代产业经济学则是以单个国别的经济活动为基本研究对象的，其现有的理论视角、理论架构和理论体系由于缺乏对全球产业结构作为研究对象的整体理论分析，因而将其作为全球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条件下分析研究国别产业发展及产业结构变化的理论工具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偏差。
第二，现代产业经济学不仅是以单个国别的经济活动为基本研究对象，而且还是以欧美发达国家特别是以美国的产业发展及产业结构变动过程为事实依据，将美国的产业发展演变过程看成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自然演进过程，因而现代产业经济学理论隐含了两个不证自明的“公理”：其一，美国的产业发展演变过程如真理一样具有普世性，其他后发国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都基本上会重现美国的产业发展演变轨迹;其二，美国的产业发展演变过程是市场经济自然演进的结果，因而美国的产业体系和产业结构总是合理的、健康的，是不会存在问题、缺陷及隐患的。国际金融危机首先从美国爆发的事实证明，隐含在现代产业经济学理论中的上述两个不证自明的“公理”是靠不住的，这两个公理既会对后发国家产生一定程度的误导，更会导致人们对美国产业体系本身存在的问题、缺陷及隐患失去应有的警惕和科学理性的判断。
第三，现行产业分类的标准及理论已经明显滞后于近30年来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演进的新进展。产业分类是认识和把握产业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产业结构变动规律的基础，不同的研究需要及分析视角形成不同的产业分类。由新西兰经济学家费希尔(Fisher，A.G.，1935)和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ColinClark，1957)提出的“三次产业”的分类，将全部经济活动按照产业发展的客观序列与内在联系，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三个大类别。由于“三次产业”的分类从深层次反映了社会分工深化与产业结构演进的关系，不仅是现代产业经济学最主要的产业分类及基础性理论范畴，而且也是大部分国家和国际组织进行国民经济统计核算分析所采用的最主要的产业分类。从剖析国际金融危机的角度来看，最终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三次产业”分类需要根据上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发展特别是金融产业发展的新情况进行某些修正才能更好、更准确地反映产业发展的客观实际。
三、以“三次产业”分类为前提和基础的“四次产业”分类新构想
费希尔(Fisher，A.G.，1935)在他的《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三次产业”的概念。克拉克(ColinClark，1957)在其《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依据三个标准划分三次产业：第一个标准是产业距离消费者的远近程度，距离消费者远的为第一产业，距离消费者近的为第三产业，介于两者之间的为第二产业;第二个标准是产品是否有形，产品有形的为第一产业或第二产业，产品无形的为第三产业;第三个标准是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是否可分离，可分离的为第一产业或第二产业，不可分离的为第三产业。根据以上三个标准，第一产业主要包括农业、畜牧业、渔业和林业，第二产业主要包括制造业和采矿业，第三产业主要包括服务业和建筑业。
上世纪70年代以来，席卷全球的金融自由化浪潮推动世界金融领域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而又影响深远的金融创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以衍生金融产品交易为主体的金融产品创新。衍生金融产品交易是一种通过预测利率、汇率、股价等趋势，以支付少量保证金签订远期合同进行互换、掉期或买空卖空的金融产品派生交易形式。衍生金融产品交易原是为分散和减少金融风险而设计的交易方式，其基本功能包括价格发现、转移风险和为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
金融创新有力地推动了金融产业发展。首先，衍生金融产品交易提高了金融市场效率，降低了成本，满足了市场参与者的多种需求，增强了市场流动性，促进了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其次，由于衍生金融产品交易能够规避价格风险，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金融市场的波动幅度，促进了经济金融的稳步发展。但是，由于衍生金融产品交易采取的一种低保证金、高交易标的额的高杠杆性操作，使其具有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因而衍生金融产品交易就像一柄双刃剑，虽然可用于风险管理，但本身也存在巨大风险。根据国际证券事务委员会及巴塞尔委员会发表的联合报告，衍生金融产品交易所涉及的风险包括市场价格风险、信用风险或对手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结算风险、法律风险等6类风险。
近30年来衍生品金融业发展的历程显示，越来越多的市场参与者不是运用衍生金融产品交易来保值或分散风险，而是利用其高杠杆比率以小博大，从事高风险的金融投机活动以获取暴利。更为严重的是，衍生金融产品交易量大，交易集中于少数大的金融机构以及跨国交易，使相互联系的交易对手任何一方出现问题都会发生连锁反应，以致波及整个金融市场。
从“三次产业”分类的理论视角重新审视现代金融产业特别是衍生品金融业，笔者认为，类似于技术创新带来产业革命一样，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金融创新也带来了另外一种性质的产业革命，也可以称之为“金融产业革命”。这一次“金融产业革命”导致传统金融产业发生了一次重大的产业裂变，传统金融产业裂变为两个紧密相连而性质不同的金融产业，即传统金融业和衍生品金融业。前者直接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而后者的金融业务(除了大宗商品期货交易以外)基本上不直接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它一方面为前者的发展提供服务，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脱离前者自我循环并且对实体经济和传统金融业造成损害。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显示，衍生品金融业对实体经济和传统金融业造成的损害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从整个经济体系的角度看，由于产生经济风险的根源在实体经济，所以金融衍生品交易只能稀释而不能减少源自于实体经济的这种风险，经济和金融风险的“浓度”被稀释后将导致整个社会对不断积累的经济和金融风险缺乏有效的预警。其二，衍生金融产品交易以小博大的暴利诱惑导致巨量资金流出，包括实体性金融在内的实体经济，形成实体经济发展的“失血”效应。有资料显示，2005年全球场内的金融衍生品交易额超过1300万亿美元，相当于是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30.8倍。其三，衍生金融产品交易的高投机性产生巨大金融风险，对整个经济体系和经济运行的稳定形成严重冲击。从上述三个方面来看，近30多年来衍生品金融业的发展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其产生的初衷，金融创新的深化呈现出“金融异化”的某些特征及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