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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名“70后”地市级党政“一把手”，官至正厅的平均年龄是38.9岁。
这批“70后”的干部们都有硕士研究生及其以上学历，其中博士研究生有14人。“在职拿学历”是这批“70后”官员的普遍做法。
与“60后”干部相比，“70后”官员的提拔速度“慢了半拍”。
2015年4月30日，40岁的陈飞被任命为山东德州市代市长。此前，他已经担任过3年多的青岛市委常委，此番调职后，陈飞多了一个标签——山东省最年轻的地级市“市长”。
其实在全国地级市市长中，陈飞也算年轻。目前比他更小的地级市市长只有湖北随州市长郄英才，郄生于1975年9月，陈飞生于同年1月。
在领导干部梯队中，地市党政“一把手”群体备受关注。再往前一步，他们就能迈进“高官”行列，在政坛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中像陈飞、郄英才这样的“70后”年轻人，仕途无疑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但这样的“年轻人”并不多。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目前国内在任的市（地、州）党委书记和市（州）长中，生于1970年代的大约有24人。四大直辖市的区委书记和区长中，有9位“70后”。此外，海南省实行省直管县体制，正厅级的琼中县县委书记孙喆也是位“70后”。
记者梳理上述34人的履历，试图寻找这批“佼佼者”的成长规律，以及与“60后”、“50后”“佼佼者”在晋升之路上的异同。
85%在职获得研究生学历
公开简历显示，34名“70后”干部中，江西新余市委书记刘捷是“大哥”，生于1970年1月的他曾创下多个“第一”。
1992年，刘捷从北京科技大学冶金系毕业，被分配到位于湖南的湘钢炼钢厂，30岁成为厂长，级别为正处级。2008年8月，38岁的他出任湖南商务厅长，成为全国第一个“70后”省级部门厅长。2011年12月，刘捷被跨省交流到江西，担任江西省新余市代市长，一年半之后升任新余市委书记。
比刘捷小1个月的新疆哈密地委书记刘剑，在34人中党内职务最高，系十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先后担任过北京顺义区区长、北京援疆和田指挥部总指挥、新疆阿勒泰地委书记、哈密地委书记。
34人中，和刘捷、刘剑同岁（45岁），生于1970年的有15人，占群体的比例最高。此外，有10人是44岁、4人43岁、3人42岁、2人40岁。
这些年轻的地市级党政“一把手”官至正厅的平均年龄是38.9岁。贵州黔东南州州长廖飞生于1970年，他在2002年32岁时就任共青团贵州省委书记，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厅级干部，也是34人中最早官至正厅的。
这批“70”后的干部们，34人都有硕士研究生及其以上学历，其中博士研究生有14人。其中宁夏中卫市长万新恒还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博士后。万新恒一直在北京工作，2013年9月从北京经信委副主任一职交流任中卫市常务副市长，今年2月任市长。
从万新恒的简历可以看出，他的博士后研究工作是在职期间完成的。“在职拿学历”是这批“70后”官员的普遍做法。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在20个硕士研究生学历中，有17个属于在职研究生，而14个博士也有12个是在职的。
山东菏泽市委书记孙爱军，是为数不多具有全日制博士学位的人。孙爱军生于1972年，1990年考入清华大学汽车系，连续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读了硕士和博士。另一个具有全日制博士学位的是广西崇左市市长孙大光，他是社科院农业经济管理博士，博士毕业后任职社科院农村所，2001年到广西农垦集团挂职后留在广西。
近七成曾在团委工作
34名地市党政一把手中，有5名女性，分别是海南琼中县委书记（正厅级）孙喆、山东莱芜市长王磊、安徽淮南市长王宏、湖南湘西州长郭建群，以及云南玉溪市长饶南湖。
在担任地方党政主官之前，这5位女性都曾担任团省委领导，其中郭建群是湖南团省委副书记，另外4人是团省委书记。
团委工作背景不仅存在于这5位女性干部身上，也是诸多“70后”男性书记市长都有的经历。
而在23位有团委工作背景的“70后”中，有5人从团省委副书记的位置转岗到地方，有15人从团省委书记的职务转到地方任职。15名团委书记中，有5人“下”到地方后并没有直接担任正职，而是先当几年正厅级的市委副书记之后，再提拔为市长人选。
担任地市级主要领导之前，这些年轻官员有过县乡（街道）工作经历的并不多。34人中，只有11人有过县乡（街道）工作经历，其中4人只有县级工作经历，真正在县乡（街道）工作过的有7人。
从县乡基层拾阶而上者中，有2人当过县长，2人当过县（市）委书记，既当过县长又当过县委书记的也有2人，分别是贵州毕节市市长陈昌旭和江苏常州市市长费高云。
与上述起步于基层的书记、市长不同，34人中有5人是从中央“空降”，分别是海南琼中县委书记孙喆、湖北孝感市长滕刚、广西崇州市长孙大光、湖北随州市长郄英才，以及浙江衢州市委书记陈新。
此前，孙喆在中国证监会任职，滕刚在中国卫星通信公司任职，孙大光在中国社科院任职，而郄英才、陈新都在中办秘书局任职。“空降”到地方后，先担任一段副职后，再换个地方升任正职。5人中值得关注的是郄英才和陈新，在中央时二人都是秘书，并无领导职务。
2008年，时年38岁的陈新以中办正局级秘书身份挂任宁波市委副书记，此后正式任职宁波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2012年3月2日，被选为衢州市长，3个月后任市委书记。
另一位原“中办秘书”郄英才是34人中最年轻的一个，生于1975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2011年3月，郄英才以副局级秘书身份就任湖北黄石市委常委、副市长，次年2月回到中办担任会议处处长。2013年7月，郄英才以中办秘书局副局长、巡视员身份再次“空降”湖北，担任随州市政府党组书记兼副市长，2014年1月正式担任市长。
提拔速度慢了半拍？
在“70后”地市级党政一把手中，籍贯山东的最多，共有7人，在34人中占比20.6%。最年轻的湖北随州市长郄英才、唯一的候补中央委员刘剑、北京西城区区长王少峰等都是山东人。籍贯是江苏的有5人，排在第二位。籍贯为湖南、上海、河北、重庆、贵州的各有2人。
从现在的工作地来看，山东、湖北、上海各有3名“70后”书记、市（区）长，湖南、天津、北京、重庆、重庆、贵州、广西各有2人，江西、江苏、浙江、新疆、四川等13个省份各有1人。
社会上对“70后”官员非常关注，但他们有着自己的认识。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江西新余市委书记刘捷就说，年龄只是个人经历的表现，跟职务、级别没有必然联系，关键是把本职工作干好，“要是总生活在别人的注视里，你不觉得太累了吗？”
在谈论这些年轻的“70后”时，社会上还有另外一种声音——“70后”与“60后”的干部相比，他们的提拔速度已经是“慢了半拍”。
“70后”干部中，虽然厅级干部不少，但副部级干部目前只有上海市副市长时光辉。时光辉就任上海市副市长时已43岁。他是安徽阜阳人，生于1970年，2008年后任上海奉贤区区长、区委书记，2013年2月任上海市副市长，在8名副市长中排名第六。
但“60后”干部中，不少人40岁前已官至副部级。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39岁任北京市委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38岁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国家能源局局长努尔·白克力39岁任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中国兵器集团董事长唐登杰39岁时任上海市副市长；黑龙江省长陆昊2002年任北京市副市长时只有35岁。
中国政法大学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长刘俊生认为，从正常的晋升速度来看，40岁到45岁任地市级党政一把手，其实是在合理范围内的。
他说，按干部职务晋升制度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初任职务为科员，晋升副科、副处、副厅和副部职务的要求在下一级职务上任职满3年以上，晋升正科、正处和正厅职务的要求在下一级职务上任职满2年以上。根据规定，如果一点不耽误，本科毕业晋升至副部级职务最短时间要求18年以上，年龄最小应在40岁以上。
至于“60后”的官员中出现一些不到40岁的副部级官员，刘俊生认为，主要是因为有些“破格提拔”者。当时的政治环境提倡干部年轻化，“破格”不时会出现。
2011年，刘俊生曾对所有“60后”正、副部级干部的履历进行分析，发现80%的“60后”都有破格提拔经历，从副科到正厅6个职务都有不同比例的破格晋升者，“出现不到40岁的副部级干部并不稀奇。”
如果再往前追溯10年，生于1950年代的干部，破格提拔者更多。他们大多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走上工作岗位，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不少岗位干部紧缺，于是出现了一些“连升三级”的情况。现任全国妇联书记处第一书记宋秀岩就是一例。1983年，28岁的宋秀岩从西宁铁路分局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这一副科级职务，被直接提为副厅级，担任共青团青海省委副书记，1995年她担任青海省委常委时刚好40岁。
相比之下，“70后”干部崭露头角一般在2000年后，当时任用干部程序更加规范，特别是2005年公务员法实施后，对干部的破格提拔要求更严格。从34名现任地市级书记、市（区、州）长的简历来看，几乎很难找到破格提拔经历。“现在破格提拔领导干部比较慎重，一般都按部就班。”刘俊生说，所以“70后”没有出现多少副部级干部也正常。
这34人之外，至少还有8位曾担任过地市级党政“一把手”的“70后”官员已经离任，其中时光辉擢升上海市副市长。另有4人平级调动，例如原湖南怀化市长李晖调任湖南文化厅长，原湖北十堰市市长汪鸿雁调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此外还有2人因违纪违法被处理，分别是生于1971年的原上海黄浦区区长彭崧，和生于1970年的原贵州安顺市市长王术君。
2014年12月31日，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发生时，彭崧和黄浦区相关领导正在“空蝉餐厅”吃夜宵，花费公款2700元，事后，彭崧因违反“八项规定”被免职。王术君在2013年因受贿落马，曾被认为“前途一片光明”的他，政治生涯就此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