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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坛70后85%为在职研究生学历,7成曾在团委工作

来源:容商天下

核心提示:34名“70后”地市级党政“一把手”,官至正厅的平均年龄是38.9岁。

34名“70后”地市级党政“一把手”,官至正厅的平均年龄是38.9岁。

这批“70后”的干部们都有硕士研究生及其以上学历,其中博士研究生有14人。“在职拿学历”是这批“70后”官员的普遍做法。

与“60后”干部相比,“70后”官员的提拔速度“慢了半拍”。

2015年4月30日,40岁的陈飞被任命为山东德州市代市长。此前,他已经担任过3年多的青岛市委常委,此番调职后,陈飞多了一个标签——山东省最年轻的地级市“市长”。

其实在全国地级市市长中,陈飞也算年轻。目前比他更小的地级市市长只有湖北随州市长郄英才,郄生于1975年9月,陈飞生于同年1月。

在领导干部梯队中,地市党政“一把手”群体备受关注。再往前一步,他们就能迈进“高官”行列,在政坛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中像陈飞、郄英才这样的“70后”年轻人,仕途无疑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但这样的“年轻人”并不多。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目前国内在任的市(地、州)党委书记和市(州)长中,生于1970年代的大约有24人。四大直辖市的区委书记和区长中,有9位“70后”。此外,海南省实行省直管县体制,正厅级的琼中县县委书记孙喆也是位“70后”。

记者梳理上述34人的履历,试图寻找这批“佼佼者”的成长规律,以及与“60后”、“50后”“佼佼者”在晋升之路上的异同。

85%在职获得研究生学历

公开简历显示,34名“70后”干部中,江西新余市委书记刘捷是“大哥”,生于1970年1月的他曾创下多个“第一”。

1992年,刘捷从北京科技大学冶金系毕业,被分配到位于湖南的湘钢炼钢厂,30岁成为厂长,级别为正处级。2008年8月,38岁的他出任湖南商务厅长,成为全国第一个“70后”省级部门厅长。2011年12月,刘捷被跨省交流到江西,担任江西省新余市代市长,一年半之后升任新余市委书记。

比刘捷小1个月的新疆哈密地委书记刘剑,在34人中党内职务最高,系十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先后担任过北京顺义区区长、北京援疆和田指挥部总指挥、新疆阿勒泰地委书记、哈密地委书记。

34人中,和刘捷、刘剑同岁(45岁),生于1970年的有15人,占群体的比例最高。此外,有10人是44岁、4人43岁、3人42岁、2人40岁。

这些年轻的地市级党政“一把手”官至正厅的平均年龄是38.9岁。贵州黔东南州州长廖飞生于1970年,他在2002年32岁时就任共青团贵州省委书记,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厅级干部,也是34人中最早官至正厅的。

这批“70”后的干部们,34人都有硕士研究生及其以上学历,其中博士研究生有14人。其中宁夏中卫市长万新恒还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博士后。万新恒一直在北京工作,2013年9月从北京经信委副主任一职交流任中卫市常务副市长,今年2月任市长。

从万新恒的简历可以看出,他的博士后研究工作是在职期间完成的。“在职拿学历”是这批“70后”官员的普遍做法。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在20个硕士研究生学历中,有17个属于在职研究生,而14个博士也有12个是在职的。

山东菏泽市委书记孙爱军,是为数不多具有全日制博士学位的人。孙爱军生于1972年,1990年考入清华大学汽车系,连续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读了硕士和博士。另一个具有全日制博士学位的是广西崇左市市长孙大光,他是社科院农业经济管理博士,博士毕业后任职社科院农村所,2001年到广西农垦集团挂职后留在广西。

近七成曾在团委工作

34名地市党政一把手中,有5名女性,分别是海南琼中县委书记(正厅级)孙喆、山东莱芜市长王磊、安徽淮南市长王宏、湖南湘西州长郭建群,以及云南玉溪市长饶南湖。

在担任地方党政主官之前,这5位女性都曾担任团省委领导,其中郭建群是湖南团省委副书记,另外4人是团省委书记。

团委工作背景不仅存在于这5位女性干部身上,也是诸多“70后”男性书记市长都有的经历。

而在23位有团委工作背景的“70后”中,有5人从团省委副书记的位置转岗到地方,有15人从团省委书记的职务转到地方任职。15名团委书记中,有5人“下”到地方后并没有直接担任正职,而是先当几年正厅级的市委副书记之后,再提拔为市长人选。

担任地市级主要领导之前,这些年轻官员有过县乡(街道)工作经历的并不多。34人中,只有11人有过县乡(街道)工作经历,其中4人只有县级工作经历,真正在县乡(街道)工作过的有7人。

从县乡基层拾阶而上者中,有2人当过县长,2人当过县(市)委书记,既当过县长又当过县委书记的也有2人,分别是贵州毕节市市长陈昌旭和江苏常州市市长费高云。

与上述起步于基层的书记、市长不同,34人中有5人是从中央“空降”,分别是海南琼中县委书记孙喆、湖北孝感市长滕刚、广西崇州市长孙大光、湖北随州市长郄英才,以及浙江衢州市委书记陈新。

此前,孙喆在中国证监会任职,滕刚在中国卫星通信公司任职,孙大光在中国社科院任职,而郄英才、陈新都在中办秘书局任职。“空降”到地方后,先担任一段副职后,再换个地方升任正职。5人中值得关注的是郄英才和陈新,在中央时二人都是秘书,并无领导职务。

2008年,时年38岁的陈新以中办正局级秘书身份挂任宁波市委副书记,此后正式任职宁波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2012年3月2日,被选为衢州市长,3个月后任市委书记。

另一位原“中办秘书”郄英才是34人中最年轻的一个,生于1975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2011年3月,郄英才以副局级秘书身份就任湖北黄石市委常委、副市长,次年2月回到中办担任会议处处长。2013年7月,郄英才以中办秘书局副局长、巡视员身份再次“空降”湖北,担任随州市政府党组书记兼副市长,2014年1月正式担任市长。

提拔速度慢了半拍?

在“70后”地市级党政一把手中,籍贯山东的最多,共有7人,在34人中占比20.6%。最年轻的湖北随州市长郄英才、唯一的候补中央委员刘剑、北京西城区区长王少峰等都是山东人。籍贯是江苏的有5人,排在第二位。籍贯为湖南、上海、河北、重庆、贵州的各有2人。

从现在的工作地来看,山东、湖北、上海各有3名“70后”书记、市(区)长,湖南、天津、北京、重庆、重庆、贵州、广西各有2人,江西、江苏、浙江、新疆、四川等13个省份各有1人。

社会上对“70后”官员非常关注,但他们有着自己的认识。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江西新余市委书记刘捷就说,年龄只是个人经历的表现,跟职务、级别没有必然联系,关键是把本职工作干好,“要是总生活在别人的注视里,你不觉得太累了吗?”

在谈论这些年轻的“70后”时,社会上还有另外一种声音——“70后”与“60后”的干部相比,他们的提拔速度已经是“慢了半拍”。

“70后”干部中,虽然厅级干部不少,但副部级干部目前只有上海市副市长时光辉。时光辉就任上海市副市长时已43岁。他是安徽阜阳人,生于1970年,2008年后任上海奉贤区区长、区委书记,2013年2月任上海市副市长,在8名副市长中排名第六。

但“60后”干部中,不少人40岁前已官至副部级。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39岁任北京市委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38岁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国家能源局局长努尔·白克力39岁任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中国兵器集团董事长唐登杰39岁时任上海市副市长;黑龙江省长陆昊2002年任北京市副市长时只有35岁。

中国政法大学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长刘俊生认为,从正常的晋升速度来看,40岁到45岁任地市级党政一把手,其实是在合理范围内的。

他说,按干部职务晋升制度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初任职务为科员,晋升副科、副处、副厅和副部职务的要求在下一级职务上任职满3年以上,晋升正科、正处和正厅职务的要求在下一级职务上任职满2年以上。根据规定,如果一点不耽误,本科毕业晋升至副部级职务最短时间要求18年以上,年龄最小应在40岁以上。

至于“60后”的官员中出现一些不到40岁的副部级官员,刘俊生认为,主要是因为有些“破格提拔”者。当时的政治环境提倡干部年轻化,“破格”不时会出现。

2011年,刘俊生曾对所有“60后”正、副部级干部的履历进行分析,发现80%的“60后”都有破格提拔经历,从副科到正厅6个职务都有不同比例的破格晋升者,“出现不到40岁的副部级干部并不稀奇。”

如果再往前追溯10年,生于1950年代的干部,破格提拔者更多。他们大多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走上工作岗位,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不少岗位干部紧缺,于是出现了一些“连升三级”的情况。现任全国妇联书记处第一书记宋秀岩就是一例。1983年,28岁的宋秀岩从西宁铁路分局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这一副科级职务,被直接提为副厅级,担任共青团青海省委副书记,1995年她担任青海省委常委时刚好40岁。

相比之下,“70后”干部崭露头角一般在2000年后,当时任用干部程序更加规范,特别是2005年公务员法实施后,对干部的破格提拔要求更严格。从34名现任地市级书记、市(区、州)长的简历来看,几乎很难找到破格提拔经历。“现在破格提拔领导干部比较慎重,一般都按部就班。”刘俊生说,所以“70后”没有出现多少副部级干部也正常。

这34人之外,至少还有8位曾担任过地市级党政“一把手”的“70后”官员已经离任,其中时光辉擢升上海市副市长。另有4人平级调动,例如原湖南怀化市长李晖调任湖南文化厅长,原湖北十堰市市长汪鸿雁调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此外还有2人因违纪违法被处理,分别是生于1971年的原上海黄浦区区长彭崧,和生于1970年的原贵州安顺市市长王术君。

2014年12月31日,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发生时,彭崧和黄浦区相关领导正在“空蝉餐厅”吃夜宵,花费公款2700元,事后,彭崧因违反“八项规定”被免职。王术君在2013年因受贿落马,曾被认为“前途一片光明”的他,政治生涯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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