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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药物来说，近段时间的发展还算是不错的，今天就来说一下药物的发展趋势。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处方药市场，长期以来制药公司已经习惯于随意定价，无论标价多高，市场都必须承受。生物制药业在过去十年大部分时间都是高速成长、前程似锦，而现在终要回归常态、面对现实压力。
降价压力令增长转缓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对于暴涨的药品价格，国会两党的意见罕见一致，都表示强烈反对。带头提出反对意见的人，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他承诺，美国政府将把药品价格降至远低于目前药价的水平，其降幅之大，会让民众大吃一惊。
虽然民主党已经提出了一系列措施，美国国会也考虑通过国家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Medicare)对美国老年人用药进行议价采购，或者准予从加拿大进口价格更为低廉的药品，但早在国会行动之前，制药企业就已经开始限制一些药品价格的年度增长，力图平复各种批评。
市场力量也对生物技术公司不利。健康保险公司已经越来越大力地反击，限制报销昂贵的新药费用，例如PCSK9抑制剂，虽然其能显著降低血脂水平以及心肌梗死和中风发作风险，但定价高达每年1.4万美元。
与此同时，药品福利管理机构(PBM)逐步整合，仅剩数量不多的几家，它们因大批量采购药品而在索求折扣和返利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这些因素协同作用给生物制药公司的业务模式带来了巨大变化。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处方药市场，长期以来制药公司已经习惯于随意定价，无论标价多高，市场都必须承受。有一些药物即便有几百万人使用，每名患者每年的治疗费用也可能高达几万美元；而有些罕见病药物，标价25万美元或更高也并非不寻常。
波士顿卫生保健投资银行Leerink Partners的生物技术分析师Geoffrey Porges表示：“这个行业现在正从高速增长向缓慢增长转变。”三月初，他在给风险投资家做情况介绍时，概述了形势的变化。“对于投资者来说，走势已经截然不同。”
Porges认为，在几个方面都能看到这种回落趋势：
★许多上市生物制药公司业务会保持稳固，但上涨潜力有限，随着投资者意识到这一点，这些公司将从成长股转变为价值股。股票分析师已经调低了对药企的成本估值，像吉利德科学(Gilead Sciences)，其生产昂贵的突破性丙肝药物，被指盈利潜力已经下降。
★制药公司如果看不到经济回报前景，那么对高风险的研发投资兴趣会减弱。一些公司会把重点转移到已上市药物的治疗优化或老药新用等方向。
★融资将变得更难，因为风险资本或私募股权投资公司，还有大众投资者都会把资金放进有更高增长潜力的行业。
Porges指出，最近几年，生物制药公司的收入增长幅度为6%~8%，其主要驱动力就是药物价格的不断增长。制药公司借助强劲的市场获取资本、回购股票，驱动利润增长率达到两位数。但他警告，一旦药价下跌，企业利润增长可能会跌至一位数。“过去的好时光不再了，这是毋庸置疑的。”他断言。
药企风险承受力降低
至高战略咨询公司(Altius Strategy Consulting)负责人Leora Schiff表示，定价方面的压力会迫使制药公司做出战略变革，因为它们不再确定是否能像早先一样对新药进行高定价且每年还要涨价。她指出，制药公司不得不节约开支，或者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在研发早期阶段对候选药物基本生物学的深入理解方面，因为它们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承受在后期临床试验阶段频繁出现的失败。
“制药公司已经开始把价格回拨，并在窘境真正来袭之前就采取行动避开。”Schiff说，“如果Medicare准许议价，将对制药行业造成很大影响。任何限价都将影响到利润，而利润进而会影响到投资。如果继续压价，制药公司将不得不压缩药品上市成本。”
尽管Schiff也同意药价“已经高得太离谱了”的说法，但她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的政治姿态大多是脱离实际的。“当总统指责制药厂商逍遥法外、为所欲为时，你需要一些成熟的声音，他们理解定价和投资之间的复杂性和动力学，也理解病患的需求是不要深陷于财政混乱中。”
虽然华盛顿对制药公司的炮轰不绝于耳，但并非每个人都同意药价将会下跌的观点。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行业顾问Harry Glorikian就是这么认为的。她表示，很有可能美国FDA的监管会变松，直接结果就是会有更多的药物更快地上市。
Glorikian说，“我很难相信这个富有活力的行业将来会没有增长的机会，我没有说将来药品价格不会调整，只不过制药公司需要更充分地论证为什么药物要这样定价。如果你生产的某种新药可以让患者好起来，我仍然相信你能够获得溢价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