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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游商帮是中国传统“十大商帮”之一，经营珠宝业、垦拓业、造纸业和印书业等商业。
明清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领域扩大，商人十分活跃，逐渐形成了商帮。 著名的有徽商、晋商、江右帮、洞庭商帮、山东商帮、秦商、潮商、闽商、龙游商帮、宁波商帮等十大商帮。
当徽商、晋商在商场争雄之时，冷不防在浙江中西南部崛起一个颇有影响的龙游商帮。龙游历史上有一个当年堪称国家级的大“帮派”，当然，这个大“帮派”系明清时列全国十大商帮之一的龙游商帮。龙游商帮虽以龙游命名，但并非单指龙游一县的商人，而是实指浙江衢州府所属龙游、常山县、西安（今衢县）、开化和江山五县的商人，其中以龙游商人人数最多，经商手段最为高明，故冠以龙游商帮之名，简称“龙游帮”。商帮的出现，是我国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明中叶嘉靖、万历年间（1522-1620），十大商帮中最活跃的是洞庭商、徽商和龙游商，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两句谚语：“钻天洞庭遍地徽”、“遍地龙游商”。这反映洞庭商人、徽州商人、龙游商人遍布全国并雄踞商界的事实。龙游历史上为姑篾文化发祥地， 更是“入闽要道”、“金衢处徽之冲”，为古代重要盐道饷道，“通浙孔道，馈饷之所必系”之地，又是浙皖闽赣4省交通枢纽。明人徐复初说：“邑（龙游）当孔道，舟车所至，商货所通，纷总填溢。”龙游人农耕之外，借交通之便，经商乃成谋生重要手段，加之龙游社会上素不贱商，头脑活络之人多选经商之路。龙游有丰富的资源，这也为他们经商提供了物质条件。龙游多山林竹木和茶漆粮油等，这些土特产品成为龙游商最重要的外贸商品。
当时的龙游商帮，以龙游商人为主体，涵盖了周围衢州诸县的商家。龙游商帮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发轫于南宋，活跃于明中叶，至清乾隆年间为鼎盛。宋室南迁后，建都杭州，为了方便同长江沿岸抗金前线的联系，官府修建了东起京城杭州，西接湘赣的官道。 这条官道在龙游和寿昌交界的梅岭关入龙游境，龙游商视此为大好商机，就把木材运到杭州销售。也有大商人到浙江外地经商致富，如龙游韦塘人朱世荣，“流寓常州致巨富，置产亘常州三县之半，后归衢江古码里，复大置产，当时以为财雄衢常二府。”到了明朝，一个以龙游商人为中心，带动整个衢州地区商人们的流域性商业团体响亮登场，他们在金衢盆地崛起，逐鹿中原，远征边关，漂洋出海，以“遍地龙游” 的气势被人们称为“龙游帮”。据史料记载：明万历年间，“龙丘之民，往往糊口于四方，诵读之外，农贾相半”。明天启年间，“龙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远行商贾，几空县之半。”如商人童巨川在嘉靖年间至宣府大同做边贸生意，“一往返旬月，获利必倍，岁得数万金，自是兄弟更相往来，垂20余年，遂成大贾。”至清乾隆年间童氏家族：“多行贾四方，其居家土著者，不过十之三四耳。”
龙游商帮不像晋商手握巨资，经营票号，在金融市场上显山露水；也不像徽商垄断盐鹾，声名显赫。龙游商帮的显著特点是，埋头苦干，不露声色，却在珠宝古董业中独占鳌头，又在印书刻书贩书业中从事于文化传播，还在海外贸易中插上一手，成为颇具实力的一大商帮。
龙游商帮虽地处偏僻，却有着开放的心态，在观念上也比较新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上，即投资上的"敢为天下先"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肚量。明清时期，许多商人将经营商业所赚得的资金用来购买土地或者经营典当、借贷业，以求有稳定的收入。而龙游商敏锐地意识到，要获得更的利润，必须转向手工业生产和工矿产业上。他们果断地投入于纸业、矿业的商品生产，或者直接参与商品生产，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给当时封建社会注入了带有雇佣关系的新生产关系。龙游商人还不排斥外地商帮对本乡的渗透，并且相处友善，吸收外地商人于己帮，推进了龙游商帮的发展。
明清时期龙游商帮是当时活跃于商坛的中国十大商帮之一，它之所以能在与实力雄厚的徽商、晋商等竞争中独树一帜，在珠宝业、垦拓业、造纸业和印书业中立于不败之地，除了它有开拓进取、不怕艰苦的精神和善于经营管理之外，恐怕与它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和诚实守信职业道德有着密切的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