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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远离家乡，却一直说“我是绍兴人”；他不会说绍兴方言，但爱听绍兴戏曲；他性格坚定，又温文尔雅；他不在故乡，却心系家乡。他，就是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3月5日，是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让我们的思绪融入他与故乡的千丝万缕中，去追寻那个伟大的身影！

早期学生生涯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生于江苏淮安（现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城内驸马巷。祖籍浙江绍兴，其家谱记载先祖是宋朝学者周敦颐，与鲁迅（即周树人）同宗。其所属宝佑桥周氏（又称“老八房”）尊周庆为始祖，从周庆到周恩来共历18代。祖父周骏龙（又名攀龙，字云门，后改名起魁），在清咸丰年间跟随二哥周昂骏北上淮安，随馆学幕，并在此定居。生父周劭纲，生母万氏，出生后不久即过继给早逝的叔父周贻淦为嗣，由守寡的嗣母陈氏抚养长大。

1910年春，周恩来随伯父周贻庚来到东北，先在铁岭银岗书院学习，半年后转入奉天官立东关模范小学，立志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1913年7月毕业，8月16日入天津南开学校学习，因表现优异而为学校创办人严范孙、张伯苓所器重，视之为“宰相之才”而特别免除其学杂费，这也是南开当时唯一的一个免费生。青年时的周恩来相貌英俊潇洒，在南开还曾反串表演，期间相识了以后的妻子和革命伴侣邓颖超。毕业时，南开学校《毕业同学录》中对他的评语是：“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1917年至1919年，周恩来赴日本明治法律学校（后来的明治大学）学习。1919年4月，得悉南开学校即将创立大学部，周恩来决定回国学习。临行前，他把《大江歌罢掉头东》一诗书赠给南开同学张鸿诰。9月8日，周恩来注册进南开学校大学部文科学习，学号62号，其后大学部正式改名南开大学。回国后不久五四运动即爆发，周恩来积极投身其中，成为运动的领导核心，9月16日组织成立觉悟社，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并用笔名“伍豪”在报刊上发表时评文章（详见词条伍豪事件）。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等四人领导天津各校学生数千人赴直隶省公署请愿，被当局拘捕。校方在直隶省教育厅的压力下，开除了包括周恩来在内被捕学生的学籍。为此严范孙特捐款7000银洋，设置“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和李福景出国深造。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乘船赴法国勤工俭学，分别在法国、英国、德国柏林大学考察学习，在巴黎结识也是勤工俭学之四川人邓小平，成为终生好友及革命伙伴。

投身革命

的岁月中，年轻的周恩来就表现出卓越的政治领导天赋和强烈的政治倾向。1921年3月，他经张申府和刘清扬介绍加入共产主义小组，随后与张申府、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一说是吴明）共5人一起建立巴黎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与国内的其他7个共产主义小组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1923年6月周恩来在巴黎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11月任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总务科主任（执行部部长王京岐）。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主张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

由张申府推荐，周恩来回国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为戴季陶），两个月后继任政治部主任，主持建立主要由共产党骨干组成的“叶挺独立团”。1925年2月、10月，与蒋介石等一起组织领导了第一、二次东征，期间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副党代表，被授予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1925年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辞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职，并在年底转往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

1927年3月，周恩来领导发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迎接北伐军入城。同年“四一二政变”之后，国共合作破裂。8月1日，周恩来与张国焘、贺龙、叶挺、朱德等人发动南昌起义，并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同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赴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常委会秘书长。返回上海后，组织成立中共中央特别任务委员会（简称特委），下设中共特别行动科，并以学生时代的笔名“伍豪”为化名从事地下工作，工作包括情报收集、锄奸、安排工作人员渗透国民党党政部门等。特科三科（俗称“红队”、“打狗队”）负责暗杀活动[63]，也被称为“伍豪之剑”。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兼三科科长顾顺章变节供出了恽代英等中共高层领导人后，顾家九人被特科暗杀，即“爱棠村事件”。1929年，彭湃、杨殷、颜昌颐等中共领导人被白鑫供出并遭国民党杀害，周恩来、陈赓等人亦设法暗杀白鑫。

第一次国共战争

1931年底，周恩来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开会，周恩来主持，史称宁都会议，矛头主要针对毛泽东。任弼时等中央局领导以临时中央的行动方针为依据，批判毛泽东“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提出把毛召回后方免除军事指挥权，前方由周恩来负责指挥作战的建议。最后经周恩来折冲，通过留毛泽东在前方辅助周恩来指挥的决议。但毛执意离开前方，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并取得大胜。毛泽东在后方遭遇冷落两年之久，后来掌权后反复提及此事。周恩来在1972年遭斗争时曾反复检讨宁都会议后“未曾向主席求教过一次，现在反省起来，对照主席在宁都会议的临别之言，我真无地自容”。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入苏区，同年秋，李德受共产国际派遣也从上海到达瑞金，任军事顾问。这时，正值国民党军队发动第五次“围剿”，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秦邦宪）遂完全依靠李德进行军事指挥，由于军事战略错误，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陷入严重困境，中共中央与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为统筹转移事宜，中央成立了三人团作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机构。其中，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执行，史称“老三人团”。

1934年，红军长征开始，1935年1月中旬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目前中共官方历史统一的说法是，“三人团”受到所谓王明“左倾”路线影响，遭到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批评，而在湘江战役中，红军折损过半，周恩来认识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严重影响，在遵义会议中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对毛泽东重掌军权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遵义会议增选。

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参加党和红军的决策；取消长征前组成的“三人团”，改为由朱德、毛泽东负责军事指挥，以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根据遵义会议决定进行分工，在毛泽东提议下，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随后在3月中旬，又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毛泽东和王稼祥为成员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亦称“新三人团”，全权指挥红军作战。但不久周恩来即罹患重病，毛泽东遂逐渐取代周恩来负责指挥。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为团结红四方面军，周恩来主动辞去红军总政委职务，由张国焘接任。9月，在南下与北上问题上红军正式分裂，中共中央突然率领红一方面军的三军团和军委直属队，脱离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秘密连夜北上。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到达陕西省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兵谏国民党领袖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前往西安同国民党谈判，促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日本侵略。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先后担任中共长江中央局书记、副书记（书记王明），南方局书记，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常驻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9月起，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

抗日战争及国共第二次内战

抗战期间，周恩来任国军政治部副主任兼第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主任长期在武汉，重庆等地担当国共之间的党务交涉工作。周恩来同时主持了重庆《新华日报》的发行工作，宣传中共主张。

1938年，周恩来同王明在武汉主持中共长江局工作，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后来在整风运动中作为与教条主义相唱和的经验主义代表遭到批判。

1939年7月，周恩来与江青等人一起前往“华北联大”作题为《中国抗战形势》的报告，途中江青所骑骡子在过小沟时惊吓了周恩来的坐骑，周摔下后正好撞在石岩上使右臂粉碎性骨折，事后蒋介石派自己的道格拉斯专机送周恩来赴苏联治疗（接到乌鲁木齐后由苏联方面接到莫斯科）。在苏联期间，周恩来除了向苏联与共产国际方面汇报工作外，也带回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一些资助。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为《新华日报》题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对国民党军队的做法表示抗议。同年，中条山战役国军失败后，重庆《大公报》指责中共军队在山西招兵买马，游而不击，周恩来撰文谴责，后《大公报》将此文章一并发表。 1943年，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进行整风运动，毛泽东、刘少奇等指责周恩来犯了右倾路线错误，并且犯有与胡宗南交涉不当等过失，周恩来被迫认错并多次公开检查。此段时间，因周恩来曾与王明共事，而被毛泽东、刘少奇等定为“经验宗派代表”和“教条统治的帮凶”遭受严厉批判斗争，周被迫承认“我连续犯了罪过”、“中心关键在于反毛泽东”、“宁都篡军为最高峰”、“一直考虑到我是否也如王明，敌我不分，这才使我猛醒”。为此季米特洛夫在1943年12月专程向延安发信，表示不应当使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孤立于党，1944年1月毛泽东连续复电季米特洛夫表示其与周恩来关系非常好，并无矛盾。

1945年4月-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周恩来当选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45年8月，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周恩来任副主席。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前往重庆与国民党进行重庆谈判，国共双方关系缓和，周恩来甚至一度在酒宴中喝醉。重庆谈判直接达成了《双十协定》的签订。此后，周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1946年，作为共产党代表同国民党代表张群（后改为张治中）、美国方面马歇尔将军组成“三人委员会”，下辖“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目的是禁止国共双方军队的战斗接触，妥善处理双方军队的相处与整编问题，以及谈判停止国、共两党军事冲突的协议。

1946年11月，由于在军队国家化和新政府组成等问题中双方意见分歧无法调和，国共和谈失败，周恩来从南京返回延安。1947年，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甚至一度攻占延安，周恩来则跟随毛泽东在陕北转战。1948年11月，中共部队展开战略反攻，周兼任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和毛泽东一同领导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由于林彪在东北战事中的杰出表现，并在辽沈战役后，迅速进入山海关并攻占天津，东北野战军（即第四野战军）对北平进行包围。1949年4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在北平进行了20天的和平谈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任国务院（1954年10月25日前称政务院）总理，并兼任外交部长，同时也是中共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第八、十届中央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并在1949-1959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49-1952年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71-1975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担负处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同时，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亲自主持制订和组织实施了前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

1949年至1952年间，周恩来组织领导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均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1953年至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周恩来领导了以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1954年9月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56年1月，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会后主持制订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学发展规划》（十二年科技规划），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

1955年，在经济好转的形势下，以毛泽东为首的部分领导人开始倾向于冒进，在经济建设领域提出了一系列超越现状的过高指标。1956年1月，毛泽东主持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业四十条》。其规定，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在1967年分别由1955年的预算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万亿斤、1亿担，每年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为保证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周恩来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反“冒进”的主张，却因此遭到毛泽东的批判。1958年1月2日至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华东地区四省一市中共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严厉批评反“冒进”，并表示“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慌起来了。”周恩来被迫作检讨。1月11日，毛泽东又主持召开南宁会议，并当众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5月15日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周恩来被迫再次进行检讨，大会将这个8千多字的检讨稿作为会议材料印发代表。会后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上讨论了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安排，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但在此前后周恩来被免去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外交部长等兼职，在一段时间里失去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1960年至1964年，为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和扭转经济困难局面，周恩来和刘少奇、邓小平领导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使国民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1960年8至9月间，他主持制定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个方针在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通过。他强调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主张经济建设必须实事求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际出发，积极稳妥，综合平衡。1962年1-2月，北京中央工作扩大会议召开（即“七千人大会”），周恩来在大会上提倡“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1963年1月，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仍派遣人员在海外持续购入黄金，以控制物价。

他在任期间，还支持水利建设和国防科技事业发展，主持兴建了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并且是中央专委主任，两弹一星（核弹、导弹、人造卫星）工程的总策划与总指挥。他对统一战线工作、知识分子工作、文化工作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也都给予特殊的关注。

1949年至1958年间周恩来还兼任外交部长，参与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外交决策。1949年10月3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复电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中苏正式建交。1950年1月，周恩来同毛泽东先后到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等进行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就旅顺口、长春铁路、经济援助等问题达成协议。朝鲜战争时期，周恩来领导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停战谈判工作。1953年12月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了作为国与国关系准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4月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经过谈判达成印度支那停战协议，使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的独立获得国际承认。

1955年，周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抵印度尼西亚万隆参加第一届亚非会议（万隆会议）。在万隆会议召开前，国民党情报部门在香港短暂停留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的包租飞机）上安装了美国中情局提供的炸药，机上11名记者全部遇难，周恩来因阑尾炎手术事先改变行程，幸免于难。不过周恩来仍然坚持赴会，并在会上主张“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提倡“求同存异、协商一致”，促进了会议的最终成功。会后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双方签订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解决了印尼华人的国籍问题。

1955年，周恩来与埃及总统纳赛尔会晤，1956年5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埃及建交。此外早期和美国的接洽也在暗处进行，为了召回被美国滞留控制的钱学森等科学家，周恩来利用外交手段，中美双方进行了十余轮谈判，并提前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以换回钱学森等人。1964年，周恩来会同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在上海达成协议。当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建交公报，中法建交。同月，周恩来访问几内亚。到达当日，几内亚为此全国放假一天，首都当地居民几乎倾城夹道欢迎。总统杜尔亲自驾车拜访。

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1964年11月，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周恩来、贺龙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试图修复中苏关系。然而11月7日晚宴期间，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酒后对他说道，“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妨碍我们。”“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了，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赶下台了。”周恩来向勃列日涅夫提出严正抗议，并率领代表团离开当日晚宴。

文化大革命时期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九届）、副主席（十届）、国务院总理，并兼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刘少奇专案组组长等职务。1966年，周恩来亲自劝说并秘密迎接林彪至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首先称呼林彪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1967年，周恩来担任刘少奇专案组组长，而杨成武则认为周恩来实际上担任中央专案组的实际负责人和领导者并主持了针对刘少奇、贺龙、彭真等人的专案工作。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周恩来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位列第三。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在毛泽东，林彪不赞成的情况下，带头积极支持江青、叶群进入中央政治局。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汪东兴以及林彪集团成员与张春桥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引发了毛泽东的反击。周恩来与康生跟随毛泽东批判陈伯达和吴法宪，进一步受到毛泽东的信任。

1971年春天，毛泽东全面发动了针对陈伯达和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的政治斗争，并将斗争引向林彪。周恩来按照毛泽东指示，先后主持了华北会议，军委座谈会，对黄永胜，吴法宪等人进行批判。在毛林裂痕越来越大的时候，周恩来奔走中间缓和关系，提议林彪主动找毛泽东道歉，但未能奏效。8月，毛泽东秘密南巡批判林彪，北京仅周恩来为知情者，以保密电话随时联系毛泽东。9月12日，毛泽东返回北京，当日夜，林彪出逃，周恩来全程主持了对林彪事件的处理。并在9月24日主持逮捕黄，吴，李，邱。

1972年周恩来在医疗检查中发现膀胱癌。1973年中共十大，周恩来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他提议江青进入常委，遭毛泽东反对。同年，毛泽东以外交工作出现修正主义倾向的名义，发动了对周恩来的批判，组成“中央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小组”。1974年，毛泽东与江青等人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批判党内的“大儒”，后来直接点名“批周公”。但毛泽东最终否定了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说法，未能打倒周恩来。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周恩来，叶剑英成功组阁，他再度担任国务院总理，但是身体已经极其虚弱。国务院工作移交邓小平处理。

1975年冬天，毛泽东发动了批邓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并将《水浒传》人物宋江作为反面教材，影射党内投降派。周恩来在重病之下多次高呼自己不是投降派，并给毛泽东写信请求邓小平接任总理，未获回应。

对于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的表现，官方和民间存在诸多争议。官方叙述中，周恩来力挽狂澜，保护了大批老干部。文革末期，周恩来重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对于复出后的邓小平给予大力的支持，并使国民经济持续保持增长趋势[103]。也有很多其他文献记载周恩来在文革期间大树江青，协助毛泽东处理刘少奇和林彪，并主持政治局会议对陈再道拳打脚踢，是文革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力量。

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在1966年5月下旬发表一次对党内干部的讲话，要求保持晚节，“晚节不保，一笔勾销”。为此，周恩来专门以瞿秋白的狱中自白书为例，指责瞿秋白晚节不保，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 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要毁掉”。 几天之后，红卫兵砸毁了瞿秋白的坟墓，全国掀起了砸毁坟墓的浪潮。

文化大革命时，不少古迹文物在“破四旧”的名义下遭受浩劫，周恩来不断设法予以保护，从而挽救了大批珍贵文物，为中华文化存续做出重大贡献，其中著名的实例有派军队进驻保护杭州灵隐寺、北京故宫、莫高窟以及拉萨的布达拉宫等。

1968年，北京大学有学生向中央反映“伍豪事件”（即1932年2月，国民党用“伍豪”的名义发表周恩来宣布退党的声明），毛泽东一开始沉默不语，后亲自批示这是污蔑。1973年11月，毛泽东指使王洪文,江青组织会议批斗周恩来，并上纲上线为“第11次路线斗争”。毛泽东对此批评道有野心的是江青，而非周恩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周恩来夫妇制定了“三不”政策：“不接见，不通电话，不来往”。邓颖超还叮嘱身旁的工作人员：“江青来，总理都不让我们出来，生怕她一下看谁不顺眼，惨了。”

尽管国内政治情势混乱，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仍然卓有成效。196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坦桑尼亚、赞比亚达成一致，由中国方面派遣人员技术及材料，援建坦赞铁路。1971年7月9日、10月美国总统特使亨利·基辛格秘访北京，并与周恩来进行长期会谈并达成协议，中美关系改善。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通过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否决国民党代表的中华民国提案。1972年2月，周恩来同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从而拉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序幕；1972年9月，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会谈，签署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1年，九一三事件中林彪遇难身亡，接到电报时周恩来面露笑容说“好了，好了”，周恩来说，林彪叛逃是极左路线必然的极右结果，但毛泽东坚持说林彪是极右，周恩来私下说：“明明是极左，怎么是极右！”《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说，周恩来当即失声痛哭。

晚年与纪念活动

1972年5月，周恩来被查明罹患膀胱癌，其仍然带病工作，1973年2月，出现大量尿血的情况，这时血块堵住尿道口，使每次小便都是一场痛苦的挣扎。1974年5月，癌细胞扩散，6月开始，周恩来被迫住院，6月1日，第一次膀胱癌手术；8月10日又接受了第二次手术；10月，在周恩来的提议下，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12月，周恩来抱重病前往长沙，亲自与毛泽东讨论第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成功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计划”。1975年，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着手对当时的局势进行大范围整顿。

1975年6月9日，贺龙逝世6周年后始办追悼会，周恩来最后一次出席追悼仪式。9月7日，周恩来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率领的代表团，当时周恩来已经坦然道：“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10月7日，周恩来还不忘提醒杨度曾经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并在邓小平探望时，告诫邓须再三忍耐。1976年1月7日，在弥留之际，周恩来临终遗言道：“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周恩来因病于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逝世，享年78岁。从1974年6月1日第一次手术到1976年1月8日去世为止，一共做了13次手术。

1月15日，周恩来追悼会召开，邓小平主持会议并致悼词，整个会议在一种极其悲伤和庄穆的气氛中进行。周恩来去世后，遵其遗嘱，遗体火化，不保留骨灰，骨灰撒到北京密云水库、天津海河入海口及黄海黄河入海口。灵车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自发组织起来悼念周恩来的上百万群众聚集在道路两边，即著名的“十里长街送总理”。中国大陆各地举行了广泛的自发纪念活动。仅仅几天时间，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就放满了群众敬献给周恩来的花圈，但是普通百姓其实送不了那么大的花圈。

1976年4月5日，为中国清明节。北京民众为纪念周恩来，自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称为“四·五天安门事件”。但毛泽东通过毛远新的传话将此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并直接导致邓小平的第三次下台。毛泽东去世及四人帮被粉碎后，此事件被视为反抗四人帮倒行逆施的革命行动，与当时中国大陆其他地方发生的悼念周恩来的集会并称“四五运动”，为打倒四人帮和结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群众基础。同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发动怀仁堂事变，兵不血刃，结束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此后，周恩来的纪念活动一直在民间及政界进行着。2008年是周恩来诞辰110周年，中国大陆及其他国家地区开展各类纪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