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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中惨无人道的性暴力 到底伤害了多少人

行业分类:办公文教 发布时间:2018-10-11 16:23

这个世界上,总有阳光照射不到的黑暗面,10月5日,万丈瞩目的诺贝尔奖落下了帷幕。人权组织评价说,今年诺贝尔和平奖是多年来“最赞的”。

这一次的获奖者分别为刚果(金)医生穆奎格和伊拉克人权活动家穆拉德,“反对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使用性暴力而做出努力”是他们获奖的共同原因。

“战争时期的性暴力”常被解释为在武装冲突、战争或武装占领期间,通常作为战利品的,由战斗员实施的强奸或其他形式的性暴力。但有些时候,特别是在宗教冲突中,这种现象有着更广泛的社会动机。战争时期的性暴力也包括轮奸和用异物进行强奸。这与在军队中实施的性骚扰和强奸不同。 战争时期的性暴力同样包括女孩和妇女被占领方强迫为娼和成为性奴隶的情况。

战争中的性暴力并不仅仅限于女性,男性对男性实施的强奸其实也很普遍,而碍于社会各方面的原因,男性受害者其实会比女性更隐蔽。

战争与性暴力似乎一直是已经如影随影。这种“病态”行为,从古至今就有,从战火点燃的那一天起,凡是有战乱发生的地方,就有性暴力在蔓延。女性也成为了战争中最大的受害者。仅在侵华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就犯下了2万多起强奸案。

即便在当今,强奸在冲突地区仍然普遍存在。

“战争中的性暴力”是一种支配幻想

为什么战争中总是无法免除性暴力?仅仅只是因为士兵的性欲无处安放吗?其实不仅仅是那么简单,战争中的性暴力也是一种支配幻想。

千百年来的男人一直受到“男人至上”的传统思想的支配,在战争的特殊性环境下,这种恶劣思想被无节制地放大。

田村泰次郎是1940年11月田村被召集入伍的一名日本士兵,曾被分配到山西辽县。他曾以第一人称记录下了自己作为侵略军的军旅生活,其中在他1946年所作的《肉体的恶魔》中有极为露骨的描述:

“1942年八路军女兵张泽民被俘,作为日军士兵的我暗恋上了她,并诱惑其与自己发生了关系。在这过程中,我不仅满足了性欲,同时又看到张苦恼于自己与侵略军的这种关系,我却因为让张感到苦恼而感到无上的喜悦。”

田村的内心想象着有理性的女性由于肉体关系而被男性控制,男性则满足于对女性的征服感,并由此而产生虚荣感。其次,把对女性的暴力看作是男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攻击敌人并进行复仇的手段。田村在书中写到:“你一夜之间从革命的斗士转变为叛徒。一个侵略军的士兵和抗战爱国的少女的肉体互相追求并结合在一起,这是多么残酷的讽刺啊!”

在他的表述中,强奸不仅是为了满足男性的性欲,同时也是在摧毁女性的理性同时,让他们感受到一种征服的优越感,并以此达到控制的目的。在当时,他们把性暴力一种进行权力斗争的道具,当成攻击敌对政党、进行报复的手段。从这角度看来,战争性暴力满足了施害者“征服”幻想。

在战争中,很容易把人们的意识这样引导:所有人,包括妇女和儿童,都始终是敌人,因此交战方有权利征服他们,包括对敌方实施性暴力。所以在战争中,强奸女性甚至常常作为上级给优秀士兵稿赏或战利品。

当强奸女性变成衡量贡献和成功的一种方式,女性在这个过程中已被“物化”,男性可以无视她本身的思想和尊严,而享受这种非对等关系带来的快感,这本身就是一种受害者人权的一种无情践踏,是一种反人类的行为。

而战争时的性暴力也被定义为有“种族屠杀”的意义,基于女性在人类繁衍过程中有不可代替的意义,男性对于女性残害,事实上也在残害人类的未来。

性暴力的施害者受到了怎样的心灵冲击?他们真的快乐吗?

战后,田村曾写道:

“日军对村民们令人毛骨悚然的作为,这在我长达七年的战场生活中见到过好多场面……我正因为从那一凄惨的场面活了过来,所以即使在战后十年的现在,即使再次叫唤要挽回民族优越的自信,但对于我来说已经根本没有那种心情。我不再相信作为日本人之一的自我本身,同时也无法轻易地相信人类全体。”

侵略者们在战争环境下做出违背人性野兽般行为之后,当他们回归现实生活时,对自己的民族包括对人类产生的不信任感也深深烙印在了心里,他们也难以重启对生活的信心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战争中从来就没有胜利者,人类都将为他们的罪行食下恶果。

战争性暴力的“后遗症”

从战争性暴力的泥潭中走出的受害者,他们面临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破坏和创伤,并且她们也面临着很高的心理问题风险,这种心理问题包括了焦虑,耻辱,自我厌恶等,并且她们将难以再重建一段正常的亲密关系,这种危害有时甚至是致命的。

同时她们很可能还会遭到社会的二次伤害。受过敌方伤害的她们,很可能还会遭受周围人的一些敌意,比如:遭受身边的人异样的眼光,可能被家庭和丈夫抛弃,被一个村庄或者社区歧视,往后余生她们可能都活在被虐待之后给她们带来的阴影之中。

而这种长期危害常常被掩盖,其严重后果经常被低估。由于社会文化风俗等原因,受暴者常被觉得是不洁的,性暴力对于受害者及其家庭乃而言都成了一个难于启齿的话题。为了避免招来更多的诋毁和排斥,很多受害者选择沉默,施害者的罪行也难以浮出水面。

而在战争中,这种“后遗症”也常常延续到她们的下一代,特别是因强奸而出生的孩子,他们无法确认自己的生父,作为是无辜的战争下的产物,生活中可能被当成异类,他们的教育和身心健康都备受影响。

甚至有的母亲也本身也难以接受这个孩子,这些孩子仿佛她们是受辱的阴影;加上战争时经济困难,很多孩子也难逃被抛弃的厄运。

然而这些孩子是无辜的,被侵犯的人也是无辜的,原本已经受创的他们为什么还要承受更多无端的伤害?为什么遭受战时强奸会被看成一种屈辱?为什么性暴力的受害者常常要承受社会眼光带来的二次暴力?

在这场二次暴力里面,社会上的无论男女都是脱不了责任的共犯。间接暴力,难道不也是一种暴力吗?有时候人们作为潜在的受害者,同时也曾担任了一个加害者的角色。

2014年安吉丽娜朱莉“反对战争冲突中性暴力”峰会上致辞,强调“性暴力的幸存者不应该感到耻辱,应该感到耻辱的是施暴者”

随着国际人权保护制度的发展,世界上的人们普遍认识到性侵犯这种作战手段人类深远的危害,这种严重侵害人权的行为也被各大国际法律立为战争罪项下的一个分罪名。

但仅仅有法律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战争中的性暴力,是需要整个人类承认的罪行。

而消除性暴力的“后遗症”和消除性暴力一样,任重而道远;让战后幸存者们在社会过上有正常的生活,需要每个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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