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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孩子们最近，与孩子们相处时间最多的，是学校的老师;影响孩子身心健康成长的最重要人物，还是老师。教师的职业素养能力，直接关涉孩子的未来。所以，教师的师德和职业水平至关重要。
　　
　　因此由教育部出台文件划出师德“红线”，并进一步打破教师铁饭碗，改终身制为五年一注册，优胜劣汰，能进能出，这更似形势所需、现实所逼，我们不能说没意义。不过，这根“红线”咋划，由谁去全程而动态地划，啥时候算踩线或越线，谁是划线与惩处越线和“审批”的监督者?云云。若此类事项没有制度性廓清，要将这一看似刚性的措施执行下去，恐怕很难。有人会说，不是有教育部门的官员主导吗?但在现行体制下，教育行政官员的常态监管原本就有纰漏，若再追加审批权，无疑是加重“把审批当监管”的现实。
　　
　　我们知道，教师资格认证制度起源于1825年的美国，我国在这方面起步较晚，于2001年才开始实施教师资格制度。美国的教师资格认证制度因行动早、经验足、补白细，如今已很成熟。而我们直到目前，看起来更像是只搭起了一个框架，要往里面填空的东西实在太多。比如对教师资格认证有点“一劳永逸”的成分，激励约束机制缺失，忽略教师专业发展的规律性，过于重笔试轻职业素养考评。为了简单省事，也为了表面上的公平，往往是一考定夺，忽略“分数合格”背后隐含的职业素养与师德水平。
　　
　　如此局面造成不少根本不配做教师的“怪物”混进教师队伍，这些教师队伍中的败类的出现，加剧了现在一些中小学普遍存在的人本教育缺失。尽管屡屡受到质疑，但应试教育却一直是评价学校教育水准的唯一标尺，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一直没有像分数那样吸引大人的眼球。使得一些不会做人但会教书的问题教师长期混迹教师队伍中。
　　
　　所以，我认为，当前最紧迫的不是强化教育部门后端审批环节的重要性，而是首先要较正我们教育理念上业已出现的偏离部分，强化对学生的人本教育理念。少数教师出现问题，审批当然有责任，但最大的责任在前端，平时的监督久处盲区。靠教育行政官员去学校监管肯定不现实，国家也担负不起这样的巨额财政负担，我们应充分发挥教职员工及学生和家长的民主监督作用，制度性削弱学校行政领导的过于集中的资源分配权力，从而过渡到良性的教师治校而非校长治校的民主管理氛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