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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名将遭陷害、落得惨死下场的例子就不在少数，蒙受千古奇冤的大将中，以岳飞与袁崇焕最为著名。袁崇焕字元素，号(或字)自如，广东承宣布政使司广州府东莞县石碣镇水南乡(今广东省东莞市)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进士。
是明末抗金名将，率军取得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重创后金。于崇祯三年（1630年）被崇祯帝以凌迟处死，是历史上争议较大的一位人物。
明朝遗民谈迁的史学巨著《国榷》记载：辛末，召象乾及廷臣於平台问。象乾方畧对曰：“插汉虎墩兔憨与顺义王卜石兔哈喇慎、白黄台吉俱元小王子之後。卜哈俱插汉分部，岁贡。自黄台吉与插汉閧，插汉不贡。隆庆庚午，俺荅受封开市，卜哈部夷屡掠之。去岁卜石兔西走，哈喇慎俱被攎，白台吉仅身免，东投於建奴。其弟跌各兔等不欲也，白台吉媿死，哈部今其人无几。朵颜三十六家此日亦当联络，与哈喇慎可得三万人。诸部惟永邵卜最强，约三十余万人，若合卜石兔之兵可御插汉。”帝曰：“插汉意不受抚，何？”对曰：“当从容笼络。”帝曰：“如不欵，何？”象乾密奏语不尽闻。帝善之，命往与袁崇焕共计。象乾请发抚赏银五万两。此事《崇祯长编》卷之十三元年九月亦有载，不过把“建奴”忌讳作“清”而已。由此可见朵颜是明廷笼络的对象。而袁崇焕被指资敌的对象，就是上述的朵颜部。故市米资盗并不能成袁崇焕的罪名。而且袁崇焕后来卖米也是崇祯帝许可的：“其招来属夷，其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国榷》卷八十九又有记载：“初，广宁塞外有炒化、暖兔，贵英诸虏。蓟镇三协有三十六家守门诸夷。所云西虏也。皆受我赏。建虏虽强，其势未大合。至是，中外迎上指。谓通建虏，并革其赏。诸夷已閧然。会塞外饥，请粟。上坚不予，且罪阑出者。于是东边诸胡群起飚去，乃尽折入建虏，不受汉索也。”可见谈迁认为崇祯在蒙古人饥荒时不知乘机拉拢，才是蒙古人投向后金引其入寇的主因。
明思宗（1610—1644）在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初将袁崇焕逮捕入狱。于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明思宗以“谋叛欺君，结奸蠹国。斩帅以践虏约，市米以资盗粮。既用束酋，阳导入犯，复散援师，明拟长驱，及戎马在效，顿兵观望，暗藏夷使，坚请入城，意欲何为？致庙社震惊，生灵涂炭，神人共忿，重辟何辞！”(《国榷》卷九十一，崇祯三年八月癸亥崇祯圣旨)的罪名于三年八月磔（zhé）刑（分裂肢体）处死于西市，弃尸于市。行刑那天，袁崇焕毫无惧色，他被五花大绑，押上刑场，“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间肉已沽清。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袁崇焕卒年四十七岁。（《石匮书》）。清太宗皇太极（1592—1643）施反间计，捕捉两名明宫太监，然后故意让两人以为听见满清将军之间的耳语，谓袁崇焕与满人有密约，皇太极再放其中一名太监回京。明思宗中计，以为袁崇焕谋反；但是阎崇年等一些学者则倾向于认为明思宗杀袁崇焕是因为朝廷内阉党余孽的诬陷，皇太极的反间计只是袁崇焕落狱之因。对反间计，《明史》袁崇焕传，记载：“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对，遂缚下诏狱。”《明季北略》则记载：“都中又喧言崇焕导虏入犯，上甚切齿。先是，虏出猎，掳我多人。中有二珰，上命侦崇焕者，亦被掳。虏视之，知为珰也，乃设一记，佯为袁遗书约犯边，答云：“知道了，多谢袁爷。”又佯惊云：“乃为珰闻，缚珰亟斩之！”又故遗一奴私放珰归。珰归，上其事。上再召崇焕入，即下诏狱。此言周延儒亲语余者,延儒久与虏比，虏每输情，故知其言不诬。”朝鲜《仁祖实录》八年二月丁丑载：朝鲜的使者朴兰英到沈阳，满清的王公当着他面互相“耳语”，说袁经略果然和我们同心，只可惜事情败露而被下狱。这样的事情，怎会当着外国使臣的面而互相耳语，故意让他听到。朴兰英明白他们的用意，只不过想借他而传言到明朝去，以便尽快杀了袁崇焕，所以他在给朝鲜国王的奏章中说：“此必行间之言也。”直到一百年之后，朝鲜的君臣们在讨论明朝覆亡的原因时，还说主要原因是冤杀了袁崇焕（见朝鲜《英宗实录》六年十一月辛未）。袁崇焕在行刑前，念出了自己的遗言：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
一些史料记载，南明政府早在乾隆帝下诏为袁崇焕平反前多年，就曾经为袁崇焕平反：钱海岳先生的《南明史》详细记载了南明政府对袁崇焕的三次平反，层次不断提高。
